2月开学，在湖南一所民办高校工作了两年的刘煜，迎来了没有课时的一学期。
开学前不久，刘煜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份工作岌岌可危了。领导找刘煜及部分老师一对一谈话，告知了他们不续签的情况，同时让他们做好找其他工作的准备，“主要针对新老师，尤其是没有职称的新老师”。
类似的情况，也出现在其他民办高校。2024年11月，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音乐学院工作的胡昊，被该校人力资源处的老师告知新进青年教师的职称评定无法继续后，职称评定工作群随即被解散。
几天后，胡昊收到了辞退的通知。学校给出的辞退理由是，胡昊未按时打卡属于旷工行为。“但是我当初签订劳动合同时，并未规定需要打卡坐班。”胡昊说。
被辞退老师的另一面，是部分民办高校逐渐流失的生源。在2024年的本科招生批次里，部分民办高校出现招生缺额情况。湖南涉外经济学院、湖南交通工程学院、长沙医学院等高校均出现较大范围缺额现象，湛江科技学院缺额人数多达两千多人，东北地区的民办高校也有此类现象。
教育部2024年印发的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》显示，截至2024年6月，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868所，其中民办高校799所，占高校总数的27.9%。
在部分民办高校裁减人员、招生遇冷的同时，今年，国内民办高校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即将招收100名学生，采取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。1月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，首次披露要创办一所新型大学，校名暂定为“钱塘大学”，该校筹建工作已被列入杭州市2025年的重点任务清单。
当生源成为摆在面前的挑战，未来的民办高校如何才能走出新的发展路径？
被撕毁的“象牙塔契约”
今年开学后，刘煜只有开会时才会到学校。除了她之外，学校的很多新老师也都没课上，负责的毕业论文也被收回。
刘煜心里清楚，学校正在变相“逼”老师主动离开：她所在的这所高校，从2024年开始，中级以下职称的新老师需要打卡坐班，每天打卡三次。“很多新老师因为时间自由，选择来民办高校，如果这个优势没有了，很多人便会选择离职。”
收到消息前，在河南省某民办高校任职六年、等待着第二次续约的李璇，从没想过主动离职。
李璇毕业后选择入职这所河南三线城市的民办高校，是综合考虑决定的：学校离家近，教授的师范类专业与她学习的专业对口。在相对满意的环境里，李璇拿到了高校教师资格证，评完讲师，一干就是六年。李璇觉得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自己应该会一直在这个学校工作下去。
去年，李璇曾多次找院系相关工作人员询问续约的事宜，得到的回复都是“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员工，学校不会这么绝情”“肯定会续约”。
没想到，人事处的说法给了她当头一棒，“合同到期就好聚好散”。2024年6月底学期末，李璇学院领导找她谈话，告诉她合约到期，不再续聘。
被辞退后至今，胡昊决定起诉学校，但是对方一直拒绝沟通。2024年，胡昊也经历了一次续约，续约时，不同于第一份劳动合同中明确写着的5500元月工资，新的劳动合同中，工资没有体现，他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2节课。因胡昊没有坐班打卡，在离职的最后一个月，学校给他发放的工资为1946.20元。
被辞退前，胡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。 受访者提供
记者曾试图联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办公室了解情况，得到了“不清楚情况、不方便回应”的答复，宣传部的电话也多次无人接听。
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没有离开的老师们，也接到了学校安排合班、减少课时的通知。一位前同事告诉胡昊，自己新的学期只有4节课，若无法满足劳动合同上的工作量要求，就要扣工资。
消息也传到学生耳朵里。读大二的宋则昭在期末得知新学期可能要合班教学的消息，她担心会影响课程质量：“一个班上人太多了的话，老师同时对每个学生花的精力可能就会减少一点。小班授课的学习效果会更好。”
在一对二指导的声乐专业课上，老师让大二的陈远泽珍惜单独指导的机会：合班后，“一对五或者一对四，一对二和一对一已经是很稀有的东西了”。
“我们一节课的时间大概是45分钟。”对陈远泽而言，现在的时间安排已经相当紧凑，“如果之后合班，要怎么办呢？”
陈远泽感到困惑，在他看来，音乐学习注重主专业的培养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花这么多钱交学费，就上个7分钟的课，有什么意义？”他的学费是一年4万元，远高于普通公办学校。
2024年12月21日，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公布了学校下学期排课安排的通知文件。文件显示：“学分相同、学习要求相同以及考试要求相同的公共课程和专业，基础课程可以安排合班教学，层次不同的班级不合班教学。……合班课优先于小班课，必修课优先于选修课。”
在学校流传的“合班”传闻，成为了现实。
生存危机
两年前，踏着本科评估的尾声，被招进民办高校的刘煜，入职后才知道，“当初招聘是为了教师数量达标。”
刘煜在社交媒体上看到，为了通过生师比考核，招聘大量教师，几乎成为不少民办高校教师间心照不宣的公开“秘密”。甚至有在民办高校工作的教师发帖提醒还在找工作的年轻人，避雷处于本科评估阶段的民办高校，他们提到潜在的隐患：通过本科评估后，为了控制成本，这些资历不深的老师，首当其冲成了“卸磨杀驴”的对象。
2021年起，教育部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，评估维度包括师资队伍、教学资源、专业建设、教学管理、教学成果等。其中生师比成为核心指标之一。根据教育部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(试行)》，本科高校生师比一般不高于18∶1（体育类本科院校和艺术类本科院校的生师比一般不高于11∶1）。
“对于民办高校来说，审核评估可以说是天大的事。”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一涛教授感慨。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，审核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各高校必须在两年内进行全面整改，对于整改不力的高校，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采取通报、限制招生、减少招生、限制新专业等方式进行惩罚。
除了大规模招聘老师，王一涛也提到，有些民办高校会选择提前一两年缩减招生规模，“让生均资源包括生师比、生均占地面积、生均宿舍面积、生均办学经费投入等指标好看一点”。
而更多的压力降临在基层教师的头上。2023年，李璇的学校也经历了本科评估。为了迎接评估，李璇教授的课程，频繁被不同层级的人来听课。“以前可能一学期被听两三次，而在本科评估阶段，几乎每周都有人来听课”，听完课后也要相应作出改进。李璇和其他同事近两三年的个人教学材料，也被一遍遍翻出来检查，不合格的，被要求重新整理甚至全部重写，试卷也可能要重改。
六年前，刚刚进入学校时，李璇所在的民办高校招生专业层次比较多，她教授的师范类专业包括本科、专科和专升本在内一共有七八百人。经历了本科评估后，学校调整了招生规模，以本科招生为主，专业学生只剩一百多人。“从学校这个层面，学费收入一下子少了很多。”
随之而来的，是李璇的工作量减少，最直接的影响是，课时费减少了。在人事处“好聚好散”的说法背后，李璇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：“我们专业发展不是那么好，不需要这么多老师了。”李璇告诉记者，“学校本科评估后，一些专升本专业的专科停了，还有一些专业的对口招生也停了，这些都会对招生有影响。”
李璇感慨被迫离职的无奈，“如果你的专业是学校的王牌专业，可能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，但如果专业招生的未来趋势没有那么好，学校考虑各方面成本，做了这样的抉择。”
类似的遭遇，也发生在四川一所民办大专教师齐衡身上。在试用期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接到了解聘的通知书，和他同批入职的3位同专业老师，被裁撤了2人。
在学校参加专业迎新时，齐衡被分配到的工作是负责劝说、留人，因为很多同学要转专业：“我们专业入学的有600多人，想转专业的200多人。当然，土木行业也确实在下滑，转专业的同学多，也情有可原。”
“没有听到什么风声，我平时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教学事故、漏打卡等。”齐衡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，相对平静，“其实我大概猜到了会裁人，因为转专业的学生太多，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，所以没什么反应。”
高收费的民办教学
从民办高校离职后，李璇没有得到赔偿。她很快就在外地另一所公办大专找到了工作。她并非没有想过维权，“但年纪大了，拖不起”。最终，她没有走到法律仲裁那一步。
和公办大专签聘用合同时，李璇回想自己和民办高校签的那份合同，“像是一份卖身契”。当初的合同里，明确写着如果不满3年离职，将要赔偿学校5000元，几年后，胡璇从后进校的同事那里了解到，这个数字上涨到万元以上。
“经过多年大浪淘沙后，办学不规范的民办高校大都被淘汰出局，如今大部分民办高校，尤其在本科这个层次上，这样的现象还是少数。”每一年，王一涛所在的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，都会对国内民办本科高校进行跟踪研究，“我国民办高校的主流是好的。”他们发现，相比于招聘大量教师、通过评估后再裁减人员这种极端做法，更多的民办高校则是怕老师流失，“特别是获得博士学位、评上副教授、教授职称的老师，学校需要花很多功夫把老师留下。”
王一涛了解，曾有某民办高校的一位教师被公办高校抛来橄榄枝后，该校七十多岁的董事长亲自登门留人。但与公办高校相比，民办高校的教师在工作量、收入、稳定性、退休后待遇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，“不少民办高校教师一评上副教授、教授后就会去往公办高校，”王一涛发现，当前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。
目前，国内最优质的教育资源，依然集中在公办高校。王一涛也强调，“审核评估对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要求基本一样。在同一标准下，公办高校有财政拨款，有政府兜底，民办高校的收入几乎全靠学费，而且部分省份民办高校的学费受物价部门限制，严格按照审核评估的标准配备教学资源，对民办高校来说，是非常大的挑战。”
在王一涛看来，在理想状态下，高学费可以让民办高校有更多的经费支撑学科建设、增强师资、建设软、硬件设施等方面，让学校进入“高学费-高质量”的良性循环。
但很显然，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监管措施，对于部分民办高校而言，高收费并没有带来正向结果，实际情况却是“高学费-低质量”。
胡昊第一次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签订合同时，完成基本工作量后他每月的工资是5500元。“学生交的钱并不少，将近4万元的学费，按道理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教学环境。”
胡昊的第一份合同。受访者提供
胡昊的第二份合同。 受访者提供
然而，2021年3月胡昊刚到学校教授葫芦丝课程时，他被分配的教学场地，是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，由保安室改造而成，和另一个老师共用一间。房间中的设施约等于无，只有一张长凳：“没有谱架，没有钢琴。”胡昊说，他向校方提出需要教学钢琴后，学校新进了一批钢琴，他和学生们搬了一台放在房间里，但学院得知后，又把钢琴搬了出去，说辞是，“琴不够，你们器乐的老师就不应该要有钢琴。”
进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时，宋则昭的学费是3万元左右，到了新一届，已经将近4万元。宋则昭说，每个学期，他们还需上缴1000元的教材费，发放的书籍除教材外，还有名人故事、课外读物，比例大概占所有教材的四分之一左右：“其实发下来都是没有翻开过的，封都没拆，最后只能当废品卖掉。”
在湖南一所民办高校读大二的李秋，当初以就业为导向选择了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，但现在感觉所学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就业的需求：“比如说我们制图绘画用的那些平台，已经是很久之前企业用的，算得上比较落后的东西了。”
2024年，章华曾因学校的专业排名较高，选择了广东一所民办高校就读，然而实际的学习体验却让她大跌眼镜，“有老师一学期就让我们做了一个任务，让学生建模、做ppt、同学们在课堂上念ppt念了几个星期，再改来改去。有一次大家讲得滚瓜烂熟还没下课，我们以为他终于要讲课了，结果他说，‘都讲完了？那ppt你们再讲一遍吧’。”
而学校一些针对学生的严苛规定却与教育质量无关。“（学校）不可以穿拖鞋，洞洞鞋都不行。抓到就扣学分抄守则。”章华觉得，“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很像梦回高中，明明穿着跟我上课完全没有关系。”
宋则昭则回忆自己的学校：大一学生需要上强制的早晚自习，早自习每天都会有执勤的学生查迟到。上课前，他们要把手机统一放在教室前台的手机袋里，手机袋上对应学生的学号，座位也是固定的。
民办高校前路
如今回头看，作为曾经的一名民办高校教师，李璇觉得，在国内，一所民办大学想要持续发展好，关键是，“背后的资金需要足够强大，同样重要的是，领导者一定得有教育情怀。”
她很期待即将要招生的福建福耀科技大学，也觉得同在河南的黄河科技学院，是民办高校里的成功案例，“让我看到了民办高校的信心，但经历了这个事情后，我不再认为我之前的学校也能成为这样的例子。”
2022年5月14日，福耀科技大学正式开工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
同样在王一涛看来，一所学校的举办者的理念和眼界，在民办高校的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在调研中，让王一涛印象深刻的民办高校有很多。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柬埔寨语专业，近年的招生人数每届学生只有10人上下，“从民办高校办学成本的角度来看，一般就将专业直接停办了。但是，由于该专业契合国家‘一带一路’倡议，就业前景好，因此该校并没有轻易放弃该专业。”2024年，广西外国语学院开设了首届应用柬埔寨语微专业，面向全校大二及以上在校生开放，同时也允许区内其他高校学生选修该微专业，“学生们反响很好，而且有效盘活了学校里柬埔寨语的教师资源。”王一涛说。
“我觉得这才代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主流，不管举办者也好，校长也好，总是希望把学校办好。”王一涛坦言。
然而，一位民办教育业内人士也提到，适龄人口下跌、学校竞争力不足、口碑波动，还有专业建设的重复性，都让学费这一主要资金来源变得更加不稳定。部分学校开始摸不清自己的发展定位。民办高校长期处于学费驱动型发展模式，一旦生源下降，就会给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风险。
“民办高校最初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，基于市场需求的背景发展起来的”，这位业内人士也强调，未来民办高校面临的最大危机将是生源问题。她观察到，部分民办高校的课程设置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出现了“水土不服”的问题，且专业布局同质化严重。“一些由生产型企业举办的民办高校，既未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资源优势，也没有用好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。”
王一涛提到一个极端案例：“在学前教育非常火爆的时候，国内一所民办高校，几乎1/3的学生都在学前教育，可想而知现在这些老师怎么办？”
“要做好前瞻性预测，设置与社会需求保持匹配的专业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。”王一涛解释，国家对高校的专业设置有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，民办高校要及时增设新兴专业或申报目录外专业依然有一定难度。
然而在当下，民办高校还是很多本科线边缘考生的选择。生涯规划师晓元在为家长和学生提建议时发现：“在条件比较好的城市，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民办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最起码他未来是可以直接考研考公的。”
在王一涛和一些业内人士看来，未来国内民办高校还有10年的关键窗口期，“在这十年期间，民办高校生源还是非常充裕的，但到了2035年以后，民办高校将面临真正的生源危机，到时候必然有一些民办高校会退出历史舞台。”王一涛直言，对于民办高校来说，在这10年关键窗口期，民办高校需要打造优势凝练特色，以应对十年后高等教育生源持续下滑的趋势。
民办高校既可另辟蹊径开拓新领域，也可在现有优势专业上深耕细作。在王一涛的调研里，郑州商学院的探索或许值得借鉴：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，他们及时在传统老牌会计专业中增设智能财务、智能审计等课程模块，强化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在会计中的应用。学校也定期与用人单位沟通，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。“在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下，学生更具数字化和智能化思维，很受企业欢迎。”他发现。
新入局的民办高校，似乎也在转变自己的方向。2024年，湖南新增了4所民办高校，分别是长沙科技职业学院、株洲科技职业学院、衡阳理工职业学院和郴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。这些高校计划于2025年启动招生，专业建设将聚焦于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、信息技术、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
在动荡之中，一些老师开始主动选择离开民办高校。胡昊同专业的前同事在他之后，也离开了学校，他告诉胡昊，学校开始要求强制打卡：“每个星期都要一天打卡三次，早上7:30、下午1：00多、下午5:40。”
但是被裁员的老师中，也有人以新的身份“回到了”学校。离开学校后，齐衡本打算转行。在过渡期间，他再次接到了学校的返聘通知——这次的招聘岗位是兼职教师：“兼职老师不交社保、无基础工资。综合到手薪资比全职的时候更高些。”
他接受了这份兼职，成为了一名外聘老师。
（除胡昊、王一涛外，其余皆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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